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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文诞在猷州山间拔除枚洄四镇、为东征大军扫清最后障碍，而此时长安城内的帝国决策者们，已经在思考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：如何将这场持续八年、席卷天下的统一战争所催生的庞大军事力量，以及战争期间形成的特殊地方权力架构，稳妥地纳入和平时期的国家治理轨道。 前方的将士用刀剑犁平割据的壁垒，后方的君臣则需用制度筑牢统一的根基。武德七年的春天，大唐帝国不仅在战场上高歌猛进，更在制度层面进行着深刻而谨慎的转型。改“大总管”为“大都督府”，便是这转型中关键而富有象征性的一步。 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二月廿四日，长安，尚书省都堂。 此处的气氛与两仪殿的庄严、两仪殿暖阁的策论皆不相同。都堂是宰相们集体办公议政之所，陈设实用，案牍如山，空气里弥漫着墨香与一种务实的凝重。今日，围绕一份即将颁行的重要改制诏书，一场更侧重于具体执行与利弊权衡的讨论正在进行。 主持商议的是尚书右仆射裴寂，在座的有中书令封德彝、侍中陈叔达，以及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相关官员。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亦在侧听议。议题的核心，正是摆在众人面前的那份《...